“玻璃大王”曹德旺说者无心，但听者有意，有关中国制造业困窘的话题再次撩动人心。曹德旺对中美制造业成本的比较和算账，不啻于给长期依赖低成本优势的中国制造“当头一棒”，也让为制造业减税降费的呼声再次响起。
　　首先，税负问题之所以在过去不成为问题，在于中国经济高歌猛进，以及成本尚未大幅攀升，所以企业的日子也过得顺风顺水。但当经济放缓时，税负问题就凸显出来，并对企业构成越来越大的压力。这个时候的倒逼压力，其实也是一柄双刃剑，有可能逼出一条创新转型的生路，也有可能逼至死角，腾挪不得。税负之外，用地成本的上升也是企业不能承受之重。因为地方极其依赖“土地财政”，所以中国的土地成本也愈发成为企业的拦路虎和绊脚石。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抱怨过工业用地的价格太高，而深圳也因为地价高昂而让华为选择将部分业务迁出。
　　减税降费，一直是过去这些年政府施政的重要一环，并在今年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。“营改增”推广的减税规模约在5000亿元，个税的新税制改革也将在明年迈出实质性的一步。尽管如此，企业的税感仍很强烈。很多减税，囿于地方的“软抵制”而并未真正落实，要么税减费增，要么代之以“加强税收征管”而扩大征税冲动。
　　根本的原因在于，公共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仍在制度笼子外面，仍保持着随意扩张的随意性。这样，政府部门一方面拒绝减员减支，另一方面却能将征税（费）冲动落实为征税（费）收入，所以企业和个人继续承受着重税压力。因此，中国经济的大规模减税，从技术层面是政府部门真正割肉让利，比如降低头号税种增值税的税率；从战略层面则是不忘深改的初心，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，有权不可任性，有权必受制衡。
　　其次，中国制造业的成本问题，不仅仅是税负问题，也是过剩产能的问题。很多企业仍“顽强”地生产着中低端产品，不愿意费劲拓展产品和品牌价值。大量企业麋集于此，利润率微薄，成本也因为市场难以出清而居高不下。中国制造一方面在中低端产品上供给过剩，另一方面在产品上供给不力，如何突围这种失衡，决定着中国制造未来到底是跟谁竞争？较好的结果是跟美日德比拼高精尖，较差的结果就是仍在跟东南亚比拼低成本。
　　事实上，中国制造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，仍然拥有综合成本的优势，比如完备的基础设施支撑，以及全产业链的集聚效应，这是东南亚及南亚一些低成本国家所无法比拟的。相比纯粹的低成本竞争，中国制造并不在意，因为我们也在主动“腾笼换鸟”，也在顺势而为地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。但如果中国制造的成本企及美国的成本线，形势就严峻得多，因为后者在创新、技术、产权（知识产权）保护以及美元等方面非常有竞争力。所以，中国制造需要在转型和降成本的“两手”上都要硬，避免成为“夹心层”。